是夜人性缺席

      1968年1月15日，嘉興縣城上空陰雲瀰漫。一場新的武鬥已勢不可免。市中心勤儉路最繁華的一公里街道上，要求解放軍駐嘉部隊支左聯絡站重新給予支持的〞革聯司〞靜坐群眾安營扎寨已近一個月。與他們的廣播喧嚷對抗，是〞聯總指〞廣播站在宣讀的支左站要求群眾回家的公告。

        嘉義位于上海與杭州的正中位置，以開了中共一大的南湖聞名于全國。由于中央關于文化大革命部署造成的時差，與全國縣級城市類似，這里的文革形勢發展比省市慢一個節拍。這樣，在省城杭州早已擊敗由原省委操控的〞保守派〞，然后原〞造反派〞本身又分裂為〞省聯總〞與〞紅暴派〞，從1967年上半年開始便勢不兩立。解放軍駐浙部隊〞支左〞介入之后，宣佈支持〞省聯總〞。于是〞紅暴派〞長期處于劣勢。

        而在嘉興，1967年2月是由原縣委操控的〞保守派〞在上海奪權〞一月風暴〞之后〞奪〞了權。此時解放軍介入，支持奪權一派。原〞造反派〞頭頭被捕。這種局面一直延續到5月份。

        當時我是嘉興一中高三(3)班學生。作為六六屆畢業生，本應在一年半前考大學離校。但文革一起，全部留校參加運動。1966年夏文革開始之時，我是全縣中學六名三好學生之一，同時任學生會宣傳部長。嘉興一中從1964年社教運動中開始，實行嚴格的〞階級路線〞。每班約三分之一的工農子弟組成核心領導小組，非工農革干出身的同學便成了二等公民。團委會、團支部、學生會的干部中，非工農出身的學生只剩下我一個，可能因為我職員成分的父母都是中共黨員的緣故。而〞重在表現〞也至少還要裝裝門面。此外我有畫畫的天份與熱心，對人際之間的糾紛躲得很遠，對公益活動充滿熱情，對共產主義堅信不移。所有這些都使我在本班同學及不少其他班的同學中有比較好的聲望。如那個〞全縣三好學生〞便是被同學們選出來的。其實我的學習成績只是中等而已。

        當年暑假按常例要下鄉與農民同吃住參加〞雙搶勞動〞。我是本班帶隊的。但8月初全體同學被緊急召回學校，傳達八屆十一中全會公報。校黨委成立文革委員會，我是委員之一。接著開始批判黨委拋出的第一個替罪羊。但8月18日毛主席檢閱紅衛兵消息傳來，一切便都亂了套。對我們縣城中學生而言，〞紅衛兵〞到底是怎麼回事並不了解。只按了《人民日報》的報導，馬上自己成立了紅衛兵組織，半夜敲開城中布店大門，制紅旗紅袖章。第二天便上街改街名。

        初中生們的紅衛兵開始胡作非為，又是提議要去砸廟堂文物，又是到處抄家。我一看這麼不講政策，很是生氣，帶了自己學校的紅衛兵去制止這種行為。不過這日子並不長。8月30日，從北京來了兩位正牌的〞血統論〞的紅衛兵，在一中禮堂召開全校工農革干子弟大會，會場外派人持木棍站崗。會后宣布原一中紅衛兵〞非法〞。成立了純〞紅五類〞的紅衛兵組織。

        我提議成立非紅五類同學的〞赤衛軍〞為紅衛兵外圍組織。立即遭到嚴厲批判。我檢討及時，沒有吃太多苦頭。但是這一個折騰，倒把本應成為〞保守派〞的我，變成了一個徹底的〞造反派〞。

        1966年12月，我與班上五名非紅五類同學密謀逃出嘉興歩行去北京。冲破〞血統論〞紅衛兵封鎖后，方才發現外面世界早已在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而〞血統論〞也不再時髦。北京已成立了〞紅三司〞。在北京讀到了遇羅克的批血統論檄文，非常激動。等次年二月回到故鄉學校，我們也組織了對原〞紅五類〞紅衛兵的批判，揚眉吐氣了一個月。

        但解放軍支左介入后，駐校軍宣隊按正統做法，支持工農子弟出來當領導。我們再度受壓。我們班的非〞紅五類〞同學中王介仁(他家后來改划成貧農成份)、陳家驥成為眾望所歸的領袖。1967年5月5日馬克思生日這天，我們密謀〞起義〞，占了廣播站，宣布成立〞井崗山〞組織。一呼百應，一周后便由幾個學校的造反同學組成了〞紅三司〞，同時派我與兩個同學去杭州與省聯總聯絡。紅三司也與造反派工人聯絡，合組為〞聯總指〞。5月18日宣布絕食，抗議解放軍支持〞保守派〞。

        王介仁等決定在省里站在〞省聯總〞一方被証明是一個正確的選擇。省軍管會下令嘉興支左站調轉屁股，坐到我們一方來。這樣，八十一個小時的絕食行動取得大勝。被軍隊拋棄的〞保守派〞組織〞工司〞、〞砲司〞(學生組織)聯合〞貧司〞煽動大批農民進城，占了整個市區。聯總指方退據屬上海工總司勢力範圍的鐵路干校，由空軍支左軍人策划，于8月15日發起反攻收復市區。9月份軍方幫助敵對兩大派簽了和約。此后有了兩個多月的和平時期，直至12月中下旬由省紅暴派人來策動，〞革聯司〞再度發起挑戰，上街靜坐，局勢便又動盪起來。

        紅三司成立之后，我一直負責政宣工作，但沒有頭銜。我以〞老造反〞自豪，不在乎職務。組織了一支宣傳隊，到處演出。還在勤儉路建國路十字路口的大宣傳牌上定期發行文圖並茂的壁報。為了給〞紅三司〞主要成員提供保護，駐嘉高砲部隊的領導發給我一顆手榴彈。我一直放在隨身軍用挎包里。有一次在街頭出壁報要敲一枚釘子，我掏出手榴彈當榔頭用，后面圍觀群眾呼的一聲退后一大截。

        大約在1967年10月的一日，我從〞紅三司〞總部所在的二中(現秀州中學)出來，沿河邊小街向勤儉路方向走去。街上空無一人。老遠忽見有一伙人迎面走來，我一眼認出是被保鏢簇擁的〞砲司〞文攻武衛總指揮顧關祥，我的同班同學。

        說來也怪，全縣規模的對立兩大學生組織，三個頭頭都出在我們班上。不過顧關祥與外號〞家伙〞的王介仁及陳家驥不同。不同在于他身上毫無領袖的氣質。他為人極為忠厚老實，一直是個好好先生。用〞先生〞這詞也不合適。他出身勞動階層家庭。母親是燒老虎灶的(為居民供應開水)。可能因為身強體壯，才被真正的〞炮司〞頭領任命為文攻武衛指揮。在學校里時，我倆之間互相尊重，從無糾葛。在我被老〞紅衛兵〞欺壓時也如此。動亂開始后，有大半年沒有見過了。如今狹路相逢。8月份我被〞砲司〞同學指認，當街被〞工司〞抓走毒打了一頓，這次我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下意識地把手伸進挎包里握住了手榴彈木柄，想，如果對方要動手，我就把手榴彈拿出來拉了弦，再扔到河裡去。也許可以唬住對方。

        我不知顧關祥在想什麼。雙方越走越近，默不作聲。直至快平行時，他忽然咧嘴一笑，問候：〞吃過飯了嗎？〞頓時時空似一下子回復到文革之前的校園。我馬上熱情地回應：〞吃過了。〞再互道一聲再會，都不停腳地走開了。

        我把手從挎包里伸出來，好似做了一個夢。

        現在，1968年1月15日的勤儉路上，靜坐棚里，據說砲司的頭頭只剩下了一個，成為最高層領導，他便是顧關祥。我想，別人都是聰明人，一看苗頭不對都逃之夭夭。只有這個老朋友認了死理，寧死不改初衷，也不愧為一條好漢。

        按照軍隊支左站的部署，清除靜坐群眾、結束動亂的行動于當日天黑后開始。頓時街上大亂，殺聲四起。幸好雙方手里都沒有熱兵器，所以沒有血流成河。

        我在當時是一個真誠的以革命者自許的熱血青年。行動開始，紅三司方面沒有任何部署，都是群眾自願參加。我便離開街頭廣播站，徒手加入攻擊方，跟著一伙工人在十字路口爬上屋頂，對方的人馬也在屋頂上邊戰邊向北麗橋方向退去。一時建國路上瓦片亂飛。我的運氣特別不好。剛上屋頂沒有一兩分鐘，一片屋瓦打中我的頭部，彎彎的瓦片，一邊打在額頭上，一邊打在一顆門牙上，門牙落下了一截。頓時血流披面，天旋地轉。冷靜后自己下房撤退，跑到不遠的第13軍醫院求助，但那里要我去第111軍醫院，于是又到火車站那邊的111醫院。不料醫院說軍醫全部上前線了，拒收我治療。求醫無門，我又回到了廣播站。卻見廣播站兩位女同學也都上了街。我想，我還不如女將嗎？于是忍了痛，擦了血，一口氣跑了三里路回到一中宿舍，取了自己從未用過的籐帽與長矛再回到戰場。

        此時勤儉路上已全部為〞聯總指〞一方的群眾擠滿。〞革聯司〞方的靜坐人員已不見蹤影。其中〞工司〞、〞貧司〞的武鬥人員也早已逃之夭夭。只有人民劇院高高的屋頂上傳來《國際歌》聲。有人告訴我，只剩最后幾十個〞炮司〞的學生由顧關祥率領，爬到了劇院屋頂上不投降。而且已有兩個人從屋頂上滾下來摔死了。

        我冲進劇院大門，里面也都是人。穿過觀眾廳到了舞台上，那里有不少〞紅三司〞的同學。我在兩三個月前剛帶了宣傳隊在戲院里演出了好幾場《紅三司之歌》歌舞劇，還身兼舞美裝置職員，對后台十分熟悉。因此立即沿后台旋轉鐵梯往上冲。梯上也都是〞紅三司〞的人，都認識我，讓開身讓我到了頂端。梯頂距屋頂有一人多高，屋頂被扒開了一個大洞。我到時，雙方都寂靜無聲。彼此都僵持著。

        我當時身輕，手勁好，愛做引體向上體操。于是將長矛交給身邊的一個好戰友周建中，躍身攀住屋頂，翻身上房。第一眼黑壓壓的不見人影，更無人來攻擊我。定定神，才發現遠遠的屋頂另一端從屋脊往下有兩三排人坐在那里不發一聲。我意識到這就是停止作戰的〞炮司〞同學。我完全忘卻有滾落下屋頂的危險，急速地跑到他們前面，一眼看見了同樣默不作聲的顧關祥。我大聲地說：〞都下去，都下去！〞他們便順從地站起身來往洞口走去。

        我與隨后跟來的宣傳隊同學周建中等在屋脊上撿起一個電喇叭，便興奮地探身向街上群眾大喊：〞我們勝利啦！〞喊了好一陣，見屋頂上已無人，便也回到洞口跟了最后的〞戰俘〞下鐵梯。

        但我一下到鐵梯上便驚呆了：剛才縮在鐵梯上不敢上房的〞紅三司〞同學(也有工人)，正在夾道痛打投降了的〞砲司〞同學。我的血涌上頭頂，大聲嚷道：〞不要打！不要打！〞一邊擠下鐵梯，從后門出了后台到劇院后院里。這時一幕更慘的景象讓我震動：剛才還是好好的顧關祥，已被插了兩刀，倒在地上。我也不顧他是已死還是活著，立即叫身邊的人幫我把他架起來隨了俘虜隊伍往門口走去。我當時真是被氣昏了頭。這些人怎麼可以這麼無耻！作戰縮在后面，對沒有自衛能力的人卻一擁而上。當時顧關祥已清醒，也急于離開險境，配合著我與架他的另兩人一同往前走到了勤儉路上。不料我還未鬆一口氣，路上兩邊的工人們棍棒一齊打來。我大叫〞不要打〞，聲音被淹沒在一片〞打〞聲之中。這批工人更可惡，連冲進劇院的勇氣都沒有，此刻來表達他們的〞勇氣〞。瞬間我的護在顧關祥肩上的手已挨了好幾棍，痛得我一下子縮回了手，只得大叫〞快走！快走！〞總算冲出了棍陣，被引導到中山路上的工人文化宮劇場內。一路上，重傷員如顧關祥等被解放軍醫生接走。在文化宮里，幾十個輕傷(全部在被俘后打傷)的同學坐、躺在那里，由家長或老師來接走。天亮時，全部人員處置完畢。我仍在憤怒的心情控制下。當初在屋頂上大喊〞我們勝利了〞時的心情早已一去不復返。不僅如此，我還深感自己的淺薄。直到這一夜之前，我還是一個單純的學生，篤信〞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以為我們代表正義的方面，是毛主席的好學生。這一夜我看到了〞自己人〞並不比敵方好到哪里去。尤其是領悟到人性丑惡的一面------雖然〞人性論〞在當時是被否定的。

        武鬥后城里的牙醫診所關門一周。等我見到牙醫時，受傷的門牙已死去，后來義務又為我服務了二十多年。聽說顧關祥的刀傷傷及肺部，好在他身體強壯，逃過了一死。我在兩年后支邊到北大荒，從此再也沒有見過他。浙江省的政治形勢此后開始穩定，但在林彪事件后，由于駐浙部隊高層均卷入，浙江文革歷史又折騰了一次。1977年〞四人幫〞倒台后的清查中，王介仁想不通，自殺了。我在宣傳隊里的好幫手周建中發瘋死去。嘉興人在文革中最幸運的是兩次武鬥時恰好都沒有熱兵器，否則必如鄰城蘇州一樣屍積如山了。我也必難逃一死。而在兩次武鬥之間有兩個月，解放軍給總指發了槍。其間發生過幾次小冲突，死亡的人員中有一個砲司的學生，是文革前夕與我同獲三好學生稱號的六個人之一。

        我也很慶幸自己雖然充好漢加入武鬥隊伍，卻都沒有被卷入到用刀槍對刺的境地，從而沒有直接的血債。但是總對顧關祥有深深的歉意。可能我再盡力也保護不了他過關，但總后悔沒有陪他一同下鐵梯。其實我的罪責難道盡止於此嗎？我沒有打過同學，我也沒有鬥過老師，但是只要我戴著紅袖章，舉手高呼口號，只要我跟了〞偉大領袖〞毛澤東〞鬧革命〞，我就是一個從犯。我的罪責，與希特勒的冲鋒隊員相比，不相上下。

        1968年1月15日血腥之夜，是我人生中最早的轉折點。此后我不再關心打打殺殺的政治，開始了專業畫家的生涯。而且從此我有一個決定，不加入任何群眾組織，無論它打著什麼旗號。這個決定維持至今。

        那一年我20歲。

                                                          2004年8月15日記于澳大利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