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家

天气又闷又热，四处没有一丝风，就象被盖在一个大闷锅里。我觉得有点透不过气来，。不知道这样的气候还能维持多久。期望打破这个万马齐喑的场面，让每一个“人民”中的成员，或“人民”的朋友，不论他的出生是“红五类”、“黑七类”还是“资产阶级臭老九”，都能平等地说话，自由地做人。

“红五类”就是工、农、兵、革干和烈士。我们班上差不多一半同学是“红五类”出生。只有他们才有资格加入“红卫兵”。他们中间的一些人特别神气跋扈，整天穿着绿军装，带着红袖章，腰上扎着军用皮带，控制各种大小会议，似乎手握生杀之权。也许是因为他们以前学习成绩差，被人看不起，现在就可以趁着这个机会“翻身”了。最惨的就是那些“黑七类”子弟们。也就是地、富、反、坏、右、特务和资本家的子女。他们不能发表任何意见或观点，如果实在要发表的话，首先就得向自己的父母开火，表明和他们划清界限。显然那些得意洋洋的“翻身”者们首先就拿“黑七类”同学开刀，把他们的黑窝抄个底朝天。

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以前觉得很自豪，现在有点步履薄冰的感觉了。妈妈把墙上挂着的我们姐妹自己放大自己上色的大幅艺术肖像收起来了，这些肖像也许会给人一种资产阶级小姐的感觉。爸爸把电话都拆下来了，好像电话都是资产阶级用的。我有一件新做的浅粉色的真丝衬衫，现在也不能穿了，那是资产阶级的料子和资产阶级的颜色。现在剩下的问题是我们住的单元太宽敞了，象是资产阶级的公寓。这是父母工作的大学分配的房子。

收音机里播放着“大海航行靠舵手”。我望着空空荡荡的墙壁，为那些不能保持“不落的太阳”的艺术肖像悲哀。全世界只能挂一个“不落的太阳”，那就是毛主席像。可那个“不落的太阳”是用来挂在广场、礼堂和会场上的。家里的墙壁应该是空白的？忽然门外传来一阵嘈杂的声音。我本能地过去开门，只见人们惊恐地往楼上跑去。一位邻居告诉我，住在顶楼上的那位小伙子自杀了。“为什么？”我惊讶极了。他是大学附属工厂的一个工人，是“红五类”呀。“红卫兵说他隐瞒地主出生，抄了他的家”，邻居告诉我。一片阴影盖过来。我随着人群上去，看着年轻的妻子哭着抱着丈夫的尸体，她肚子里还怀着没出生的小生命呢。一股难言的东西从我胃里往上冲。我赶紧下楼，一个不祥的预兆笼罩着我的心。

以后的几天我总有不安的感觉。那天一个人在公园里坐了半天，想把这个世界翻天复地的变化仔细理清楚，但觉得越理越乱。算了，不去想它了。我懒洋洋地回家。一进家门，发现一直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几个带着红袖章的年轻人拿着书籍和一些其他的东西往外走。有一个女青年把一张写着什么的纸交给妈妈。等他们都走了，我拿过妈妈手上的纸一看，原来是一张清单，写着他们所拿走的东西。他们是大学里的红卫兵，来抄家的理由是因为外祖母的成分是地主。一股被羞辱的感觉冲上心头。原以为只要不是“黑七类”的家庭就可以免祸免灾，没想到连祖宗三代的帐都要算。爸爸倒很镇静，说炒家没关系，抄不到反动的东西，不是更显示我们的清白？红卫兵拿走的那些唐诗宋词的书籍，轻音乐和灵格风唱片之类最多只能算“四旧”或封、资、修。妈妈仅有的几个金银首饰也就更算不了什么。

但爸爸呀，你可知道我在学校里怎么抬头啊。班里那些耀武扬威的红卫兵打着“复课闹革命”的幌子来显耀他们的淫威和权利，逼着每个非“红五类”家庭出生的同学写材料交待家庭问题，交待有没有被抄过家。我能写“我的家庭是清白的”吗？本来的“知识分子”现在已变成“小资产阶级臭知识分子”了。如果他们知道我的家被抄过，那我就更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我情绪低落极了，又觉得孤独无助。就是去学校，也只有看和听的份，尽量不开口说话，小心翼翼地做人，压抑得几乎喘不过气来。以前的数学课代表，班上的团支部宣传干事，就这么消沉下去了。

那天是星期天，我正懒洋洋地坐在沙发上看报纸，忽然们外有铃声。开门一看，是我们班上一位“红五类”出生的团员。以前是一个战壕的战友，现在是两个不同的阶级了。她看见我开门，有些惊讶，问了一句“没人来过吗”？就匆匆地走了。她无意之中给了我一个信号。我一下子感到身上的血液凝注了，半晌才恢复过来。我本能地跑进房间对父母说“不好，我们班上的红卫兵可能会来”。话刚落音，门外人声嘈杂，铃声象号角似地响了起来。我就象被判了刑似地过去开了门，把十来个气势汹汹的带着红袖章的红卫兵同学们放了进来。那个提前来报信的团员同志郑重其事地宣布，他们已到大学人事处调查过我们的家庭问题，需要进一步搜查一下我们的家。红袖章是御剑圣旨，带红袖章的人是理直气壮，不可抗拒的，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把抽屉、柜子、箱子里的东西洒满一地，一把折扇被撕得只剩扇骨；收音机的电源线硬被扯断；那架德国相机在当时是属于贵重物品，小小取景器上的玻璃也不知用什么工具硬给砸碎。没想到以前朝夕相处的同班同学忽然变成强行霸道的强盗恶棍，而这个世界竟然也助纣为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