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我不想做逍遥派。但不做逍遥派又做什么呢？学校停课闹革命，开始还有些事情干，写大字报，开批斗会，批“三家村”，批“燕山夜话”，批封资修，批我们学过的语文书，历史书，叫做“革命的大批判”。再就是批那个老右派，再以后呢，就可以把批判的笔锋指向中学里所有的老师，叫做“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接下来就要批自己了，叫做“斗私批修”，“在灵魂深处闹革命”。当革命闹到自己头上时，思想上的负担就变得沉重了。特别是当自己的出生不是“红五类”时，在那些“红五类”同学面前好像矮了一截。实在不想再到学校里去背这个十字架了。

我的家庭属于“臭老九”，也就是知识分子家庭。本以为很幸运，没有降生在一个“黑七类”的家庭。没想到我的家竟然也被同班的红卫兵抄了一通，给我留下了一个永久的耻辱。正在这万念俱灰的情绪之中，佩佩来找我了。她是我初中时的同班同学，有着一幅极优美宏亮的嗓子，是班上团支部书记兼文娱骨干。我们班总是获得全校唱歌比赛第一名与她的带领是分不开的，当然我的手风琴伴奏也算一份功劳。高中虽然不在一个班，但还在一个学校里。她出生于革命干部家庭，当然是红卫兵。

“加入我们的小分队吧”，佩佩这个人很爽快，说话从来不转弯。我正闷得慌。以前我的活动很多，不是去少年宫排练、演出，就是到少年科技站的摄影组上课、实习、实地取景摄影。随着停课闹革命，这些组织也停止一切活动，憋得我实在想找一块净地来喘口气。佩佩的邀请正好给了我一个机会，我也爽快地答应了。“不知这个小分队是红五类吆喝的领地还是一块净地？”我想。

第一次参加小分队的活动，佩佩把我介绍给大家，又把每一个人介绍给我。连我一共16人。把小课桌拚成一片大桌子，大家围着桌子坐。一开始时全体站立，手捧红宝书。“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头头柳毅领着喊，大家挥动红宝书连喊几声“万寿无疆”。我开始不习惯这样的形式，慢慢也就适应了。人是很容易迁就的。头头宣布节目单，哪些要继续排练，哪些是新节目，由哪些人组成。大家对组成人选议论了一番。然后把课桌撤向四周，各节目组找地方去排练了。一切安排的很简厄精练。

小分队一词来自内蒙的一个文艺宣传队乌兰木骑小分队，小型精悍，每个成员都多才多艺，在文革前夕被各大报纸宣扬了一番，是党中央肯定的样板。在文革的特殊社会时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象雨后春笋般地茁起，都以小分队的形式成立，在枯燥的“革命”中添加了几点色彩。既然要求每个人都多才多艺，我也就不能只抱着手风琴了。一些无需伴奏的节目如对口词、群口词、三句半等也会安排给我。这一类节目似乎成了那个时代的特征节目。演员们手拿锣、鼓、锵、镗之类，大家轮流念着台词，用这些打击乐器间隔、分段、增加喧闹气氛。演出的主题鲜明，形式简单易上手，最适合那些紧跟中央指示即时排练上演的节目。要不怎么显示小分队的灵活性和联系革命形势的紧密性呢？

柳头头是比我高一届的高中生，拿手的乐器是二胡。他不是“红五类”出生，象我一样，是“臭老九”的家庭背景。李山是他的同班同学，是乐器的多面手，会笛子、二胡、扬琴等。他也不是“红五类”出生。姚大头个子不高，长得有点滑稽，不象是搞文艺的。但他是小分队的狗头军师，能出点子，编节目，还能像模像样地做词谱曲，当然也能上台说个快板演个小品什么的，在乐队里也能吹一下笛子。有几个初中的“红五类”女孩子是舞蹈骨干。她们天真可爱。何晓雯以前学过武术，跳舞时能做出很漂亮的亮相动作。她说舞蹈的基本功完全不同于武术的基本功，有时可以说是朝着两个不同的方向训练的。周娟萍不但能歌善舞，且聪明好学。那次她回江苏农村的家乡三天，就带回来几个优美的舞蹈，转教给小分队的成员。没想到农村的宣传队也有如此漂亮的节目。小分队里的“红五类”决不象是那些打、砸、抢之类。就是佩佩这样既有艺术之才又有组织能力的“红五类”也绝无半点骄横之态。我的一颗悬着的心放了下来。在一片兵荒马乱之中还是能找到一小块安定之地，尽管这一小块地也已染上政治颜色。

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虽然和政治紧密挂钩，但至少可以脱离那些乱哄哄的打打杀杀和派性争斗。小分队不但在学校里演出，还走上街头，走向社会。每次外出演出，男生主动争扛最重的乐器，主动在夜晚护送女生回家。而女同胞们也会为男同胞们洗衣缝衫，买食送餐。小分队自己联系去工厂、农村和码头参加毫无报酬的义务劳动，并为那里的群众演出，宣传党中央“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深夜演出归来，走在窄窄的田埂上，一不小心就有人落在水田里，迎来队友唏嘘的笑声。有一次在港口和工人们一起卸煤，每个人都被煤灰染成非洲人，大家你看我，我看你，干脆跳起“亚非拉反美怒潮”之舞了。我们还和部队的宣传队结成紧密关系，在部队里体验生活并和他们的宣传队联合演出，宣传“鱼水之情”。连广播电台也来为我们这个小分队录音。小分队的演员们年轻单纯，热情奔放。在最渴望吸取知识和释放能量的年龄遇上乱世。没有象有些人那样趁乱发难，混水摸鱼，或愤世嫉俗，消沉颓废，暴露人的恶的一面。小分队虽然也被人利用，被政治利用，但至少创造了一个有人情味的环境，显示人的善的一面。在这样的环境里，我那被羞辱的伤口慢慢被抚慰，虽然疤痕会永远留在我的心头。

极左的红卫兵组织攻击我们小分队，说我们是大杂烩。我们的队伍不是清一色的“红五类”。这无损于我们，因为我们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是一张虎皮，有镇邪的功能，叫做“拉大旗当虎皮”。幸运的是小分队里没有“黑七类”子女。某些聪敏的红卫兵组织知道“红五类”以外存在着很大的可利用的力量，拉起了“东方红公社”的大旗，把整个小分队都联合进去了。管它是什么名称，我们的红袖章在舞台上照样鲜红夺目。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大联合的伟大历史时刻，小分队被工宣队看成大联合的模范。

因为是被政治利用，即使在乱世之间的桃花园中，我们照样得背十字架。但我们不是在为耶稣祈祷，而是在为毛泽东祈祷。每次的活动，每次的会议，都要捧着他的红皮书，口中念念有词地祝他万寿无疆。每一次的斗私批修，狠抓私字一闪念，都要朗读他的语录，就象朗读圣经一样。（好在这里的“红五类”与“臭老九”是处在平等的地位，没有那种被侮辱之感。）演出的每一个舞蹈，每一首歌，都是为他歌功颂德。即使在这个历史的大灾难，大劫世中，我们还在让人们相信这是一个歌舞升平的世界，时代处在一个挽救人类灵魂的伟大决策之中。天真无知的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政治工具，是在为政治背十字架。我们尽着自己的一份力量，帮着政治“把走资派拉下马，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我们歌颂着“造反派的脾气”。我们虔诚地在舞台上书写着“忠”字。直到最后被赶向农村，我们中间也许还有人没醒悟到自己被利用、被处理的命运。

在最敏感的年龄遇上最无情的涤荡，恶性的后遗症是终身性的。现在我深感我们这一代所碰到的的歌荒问题。实在想唱歌了，就哼着那熟悉的调子，把那不合时代的歌词尽可能唱得模糊。只有当同代人在一起时才会把歌词当无意义或讽刺的符号唱出来。以前所唱的那么多赞美诗歌，没想到全是短命的题材，现在的年轻人不会唱，我们当然也不愿意再为寿终正寝的毛泽东唱“万寿无疆”了。自愿奉献型的毛泽东思想宣传小分队早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浪潮中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虽然职业性和拿工分的农村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始兴未艾。不管什么样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现在都已成为历史，其所演唱的歌舞也已成为历史之歌，慢慢地被历史所淘汰，被收藏家所珍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