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押上批斗台    

        那是1966年之秋的某一天，江蘇省文化藝術界的造反派們聯合起來，在南京市的一個以“人民”兩字命名的劇場召開批斗大會， 這一過去常上演京劇、錫劇的劇場，那天是座無虛席，只是不屬熱氣騰騰而系殺氣騰騰。當造反派頭頭宣布把走資派、黑干將押上臺來時，臺下便喊出了一片“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口號聲，八個兇神惡煞的造反派，兩人一組，左抓右拽地把我們四個黑線人物從后臺押上了前臺，一個是江蘇省委候補書記彭沖，一個是江蘇省委宣傳部副部長錢靜人，一個是江蘇省文化局副局長湯池，還有一個便是省委宣傳部文藝處處長的我。

        彭沖是一九三五年參加革命的老紅軍，在共產黨毛主席領導下南征北戰，剛從南京市委書記提升為省委候補書記；錢靜人、湯池和我都是在抗日戰爭中參加革命的人，怎么我們這些跟着共產黨革命了幾十年的人會一下子變成了反革命呢？

        造反派們剛把我們這些人押上前臺站定，就有人把事先早準備好的寫上黑字打上紅叉叉的示眾牌給我們掛上了。給彭沖掛上的是一塊沉甸甸的木板牌，給錢靜人掛上的是一塊三合板牌，給湯池掛上的是一塊馬糞紙牌，給我掛上的是一張摳了一個洞的厚厚的白報紙，上面寫着“打倒文藝黑線的黑干將海笑”，他們一個拍打着我的頭，另一個就將這示眾牌套在我的頭上。

        那時，我還耳聰目明，只聽到立在臺上的幾個造反派中有人在悄悄地責問他們的頭頭，“毛主席教導我們，對反動派造反有理，你們為什么不給這些黑線人物統統掛上木頭牌牌？”一個頭頭理直氣壯地回答道“毛主席教導我們說：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我們要對大小不同的反動派和文藝黑線人物區別對待！”我沒有因為他們的區別對待而松一口氣，倒是更迷茫起來：毛主席呀，你不是說過要區別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么？現在你親自發動的這場文化大革命，到底要革誰的命？

        我是一九六五年下半年從中央高級黨校畢業后才調到江蘇省委文藝處工作的，工作只不過一年多時間，根本不認識毛主席所批判的“閻王殿”里的幾位“閻王”和“四條漢子”，我怎就成了文藝黑線上的黑干將呢？

        這時，造反派們正在聲嘶力竭地呼喊要批臭我們打倒我們，要我們趕快低頭認罪，否則就要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腳，叫我們永世不得翻身。

        這嚇人的威脅聲，及時提醒了我，應該抓緊今天開大會的機會，趕快用眼睛尋找在一個雜志編輯部工作的妻子，她一定會來參加這個批判大會的，我得向她告別一聲。果然，我在千人叢中找到了她，她的目光困惑、憂愁、悲傷，當我的眼光想去接觸她的眼光時，她卻忽然低下了頭不肯看我。我立刻理解了她，并憐憫起她來，馬上移開自己的目光，我怎能再連累她，萬一她的眼光與我相接，而流下憋不住的淚水，那么她就會被押上臺來也掛上一塊示眾牌，后果則不堪設想。那瞻養花甲之年的雙親和撫育四個十歲上下的子女之責，誰來承當？

我閉起雙眼，不想再看見臺下人的眼睛。但耳朵卻無法閉緊，臺上臺下的怒吼聲響成一片，最后在一陣雷霆萬鈞、狂轟濫炸的打倒聲中，大會終于結束。然而我卻沒能被放回家，接着又被江蘇省文學藝術工作者聯合會的造反派押走，另有一場新的批斗在等着我。

        那時江蘇省文學藝術界聯合會機關辦公地點就在當年孫中山先生辛亥革命成功后任臨時大總統的地方，也是后來的蔣介石舉行并不能真正代表民意的國民大會選舉他為總統的總統府里。我被押進這座總統府后，立即被戴上兩尺高的高帽子，和文聯的幾位“走資派”、“黑干將”一齊游街示眾。路線是南京著名的中山路和長江路，沿路觀眾不少，打倒之聲不絕于耳，那聲勢使我神志不爽，迷惘不解，幾乎分不清此時此地是百萬雄師過大江之時，還是日寇攻入南京實行大屠殺之時，最后我在昏昏沉沉中游行示眾一圈后又被押回文聯機關造反派總部。

        造反派總部一個我較熟悉現不想署名的頭頭，他如狼似虎地對我咆哮起來，要我低頭認罪交待罪行，我正想清醒一些再低頭認罪時，他巳火冒三丈，一拳打來，將我頭上的高帽子打飛出去一丈之遠；又一拳打來，打得我嘴里的牙齒似乎顆顆都搖動起來。這時，我真的巳神志不清，恍惚又回到抗日戰爭中被日偽軍抓獲挨打一般，那次幸虧有血肉情深的人民救下了我，而這次呢，我只好忍耐着，等待着，盼望着偉大的、親愛的人民也把我和成千上萬象我一樣的人救出苦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