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性“斗争会”的最早的受难者---

李敬仪和吴天石之死

作者：王友琴

李敬仪，女，1966年时是南京师范学院教务长，中共南京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1966年8月3日，被从家里拖出“斗争”。她被“游街”和殴打，在“斗争”过程中气绝身亡，时年53岁。

吴天石，男，李敬仪的丈夫，文革前是江苏省教育厅厅长。文革一开始被中共江苏省委当作运动对象，在报纸上点名批判。和李敬仪一起被“斗争”。昏迷两日后死亡，时年56岁。

李敬仪和吴天石，是江苏省最早在大规模的暴力“斗争”中死去的两个人。就现有资料来说，也是全国在文革中最早在“斗争会”过程中被打死的两个人。

南京师范学院的校园，是原来金陵女子大学的校园。金陵女子大学是中国最早的现代大学之一。教学品质很高，校园也以典雅美丽著称。1949年以后，学校改换了名字，学校的领导人也都换成了共产党人。吴天石是资深共产党人，在1949年以前就从事教育工作。共产党掌权后，他一直在教育界工作，后来当了江苏省教育厅厅长，是江苏省教育界的最高领导人。

1966年5月1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出了一个《通知》，后来这个文件被叫做“516通知”。这个“通知”也一般被视为文革的开端。在这个“通知”中，毛泽东亲自写的段落说：“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于是，在文革开始的时候，这五个“界”，就成为文革的重点。

“516通知”当时只有共产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知道。一年以后，这个通知才在《人民日报》全文发表，普通老百姓才读到了这个“通知”。通过这一“通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还发放了其他文件，在那些文件中，只有毛泽东1966年5月7日给林彪的一封信，是在1969年全文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其他则至今还不准老百姓和学者阅读。

在516通知发出的同时，5月4日到26日，在北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当时的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军队的总参谋长罗瑞卿，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后来被简称为“彭陆罗杨”，被指控为“反党份子”。他们失去了他们的职位，并且被软禁了。另外，在北京发动攻击了吴晗的京剧剧本“海瑞罢官”之后，又在报纸上攻击“三家村”，即吴晗、邓拓、廖沫沙三个人用来写杂文的一个集体笔名。然后，1966年6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写的大字报，攻击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陆平等人是“反革命黑帮”。

一批人很快就被“揪出来”或者“被”打倒”了，这是当时所用的词语，“揪出来”和“打倒”的意思是失去原有的职位，被报纸“点名”，被冠以“黑帮”“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一类罪名，“揭发”“批判”和“斗争”。同时，在当时的体制下，还意味着从原来的比较大的住房中被赶出来，家属子女受到牵连，等等。至于是什么样的“斗争”，当时的情况可能有所区别，下文还要说及。

在各省，也象北京，都在当地找到了一些人，作为当地的文革对象。吴天石就是江苏省的在文革最开始被中共江苏省委选中的文革重点对象之一。他是教育厅长，教育结的领导人，教育界是毛泽东确定的文革的要“夺权”的五个“界”之一。另外毛泽东在1966年5月7日给林彪的那封信中明确说了：“资产阶级知识份子通知我们学校的现象在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所以吴天石是文革的总方针早已规定了的文革对象。虽然实际上教育一直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吴天石虽然是一省的教育厅长，其实没有很大权力来对教育事务自作主张地作什么。另外，吴天石和另一作者合作编写过一本小册子，题为《谈谈我国古代学者学习精神和学习方法》，1962年出版。当时批判“海瑞罢官”和“三家村”，对其他的出版物也往往照同样的不讲理的方式作出捕风捉影的“批判”，都变成了“毒草”。加上当时即使是教育界领导人也出过书的不多，写这本书也就是吴天石的突出的“罪行”。

在 文革后，江苏省委的领导人说，他们受到在他们之上的“中央”的压力，所以只好把吴天石当作了打击对象。看来是“中央”规定各省必须都找到自己的“三家村”和“黑帮”。不但江苏，其他各个省也都这样作了。

因为吴天石夫妇被“斗”死在南京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事情，所以普通人对此也有一些解释。关于这一点，南京的一般的人的解释比较简单直接，他们说，相对来说吴天石是共产党里教育程度和文化修养比较高的人，所以被共产党里教育程度和文化修养不高的人整。另一种解释说，反正一定要有人被整，所以每一层干部都想把祸水引向别人，用以保护自己。

文革一开始，“五界”中的人，首先遭到攻击，被打，被“斗争”，有的被“斗争”死去，有的在被残酷“斗争”后自杀，有的被长期囚禁。但是也有极个别的例外。比如，郭沫若。1966年4月14日，郭沫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发言，说：“我是一个文化人，甚至于好些人都说我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什么历史学家。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 郭沫若后来发表在报纸上。据说是毛泽东安排让他这样作的。内部怎么和郭沫若谈的，还没有人说出。郭沫若作了这篇文章后，好象就“过关”了，在文革中没有在“斗争会”上挨过“斗争”。虽然他也遭到大字报的批评，受到压力，他的上大学的儿子被抓走死了，被说成是“自杀”的。但是每逢大会他总是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他的名字还在报纸上，他也还住在原来的住宅里。那个在后海附近的有花园和小山的大房子，原来是北京已经有三百年历史的中药店“同仁堂”的财产，政府收走后给了郭沫若。

据当时的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陈光在文革后写的文章“难以忘怀的纪念”（《新华日报》，1986年8月3日）说，吴天石当知道自己成为“点名批判”对象时，曾经去他的家，提出对他的那本小册子，能否按照郭沫若公开声明把自己的著作付之一炬的方式来作。但是省委书记的回答是：“你的心情我了解，但你同郭老的身份不同，即使省委同意你的想法，也起不了作用呀！”

吴天石想要和郭沫若一样作，也就是说，他愿意认错，愿意悔改，愿意否定自己，愿意表示对毛泽东的忠诚，愿意追随共产党中央的指示。他不是对抗的，不是坚持己见的。但是他不被准许他这样作。于是，吴天石被停职，被报纸公开点名批判。当时，《新华日报》点名批判了一百二十人。吴天石是其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