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性“斗争会”的最早的受难者---

李敬仪和吴天石之死(下)

在文革后的对吴天石的悼念文章里，陈光感叹吴天石“这位饱学之士竟然天真地相信，只要真心诚意地认个‘错’（说实在的，他根本没有什么错啊），把自己的著作付之一炬，就能闯过这个关，逃过这个‘劫’。”他的感叹听起来是真诚的。但是，怎么才能不“天真”呢？他没有告诉读者一个成熟的人怎么理解共产党的制度和方式。

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做法。在战争中，只要一方愿意投降，战争也就结束了。一方的士兵，可以当俘虏，保全性命。文革却连投降都不准许。对文革制定的打击对象，不管怎么检讨认罪，还是逃不掉被殴打侮辱甚至被打死的下场。文革的规则比战争厉害。

事实上，在文革中，每一个阶段的打击对象，都采取了承认“错误”，检讨自己的做法。除了及其个别的例子，没有人公开表示对抗。但是，对文革打击对象的讨伐，却并不因此停止，反而更加升级。从最开始，“彭陆罗杨”检讨了。后来，刘少奇邓小平检讨了。但是，和吴天石一样，他们后来都被拉到“斗争会”上收到暴力性的“斗争”。不在权力核心中的人，也这样。作家肖军写的“检查”有二十万字。北京第八中学物理老师张连元写的“检查”，留下的底稿，也有上十万字。这里的原因，应当作更细的分析。

1966年7月底，毛泽东在北京指责刘少奇和邓小平把文革搞得“冷冷清清”，并且下令撤出当时被派往各学校代替原来的共产党党委领导“文革”的“工作组”。

1966年8月3日傍晚，南京师范学院的一些学生冲进李敬仪和吴天石的家，把他们架出门去。这时，他们还穿着拖鞋。他们被拖着走，吴天石的脚被戳破，一路流血。他们被拖到南京师范学院的校园，那里已经有一个搭好的高台。有人宣布“批斗黑帮份子大会开始”。有人把装垃圾的铁丝篓套在李敬仪的头上，有人把墨汁浇在他们身上。李敬仪吴天石陷入半昏迷。

接着，又把被斗的一群“黑帮”拉到大街上，当时叫做“游街示众”。开始李敬仪和吴天石还被架着走，他们昏迷过去后，就被在发烫的马路上拖着走。拖了有一里来路。李敬仪的身上磨得血肉模糊，死在“游街”过程中。吴天石在“游街”后又被拉回学校继续“斗争”。有人用麻绳把他绑起来，还要把他绑在梯子上“示众”。在这一过程中，吴天石双臂被扭成骨折，双腿瘫痪，脑水肿，脚上的肉被磨光了。他昏迷两天后，在8月5日死去。

李敬仪和吴天石已经死去，永远不再可能说出他们所受到的折磨的细节。李敬仪和吴天石当时的年龄是53岁和56岁，并不很老。他们在这样的“斗争”后死去。我么可以想见他们受到的折磨是多么残酷。

在吴天石死去的那一天，在北京，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红卫兵“批斗黑帮”，打死了副校长卞仲耘，当时50岁。打规模的校园暴力兴起了。不但是李敬仪和吴天石夫妇，不但是卞仲耘老师，还有大量的教育工作者。后来，还发展到大量的城市居民也被红卫兵抄家和殴打致死。

1996年，李敬仪吴天石夫妇死了三十年之后，文革开始时的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出版了他的回忆录，题为《七十年的征程》（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在书中，江渭清说出了一个和吴天石有关的事情。1966年8月，江渭清到北京参加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他曾经在电话上和南京谈过吴天石之死。接着，在讨论修改“十六条”（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1966年8月8日）的过程中，毛泽东和周恩来，曾经找他和谭启龙（中共山东省委书记）谈话。江渭清说他告诉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现在，学生把人戴高帽子，拖上街游行，打骂侮辱，把人都搞死了。（江渭清回忆录，528页）。

实际上，北京的卞仲耘老师被打死后，红卫兵负责人宋彬彬等也在当天就向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德作了当面报告。但是吴德至今没有说出他是如何向更上面报告以及那些人是如何答复的。

江渭清的书没有说出的事实是，在”十六条“发布之后，暴力性“斗争”大规模升级，愈演愈烈。但是从他的叙述，我们知道毛泽东和周恩来完全了解当时发生的这些残酷的打杀事件。

在南京师范学院，在李敬仪吴天石死后，1966年8月26日，又以“清算吴李黑帮”的名义，举行了更大规模的“斗争会”，“斗争”了数十名教师和干部。

在南京的其他学校，校园暴力迫害和杀戮也在发展。１９６６年夏天，我们现在知道的受难者，还有南京第二中学的历史老师朱庆颐。朱庆颐老师也是在所谓的“斗争会”上，被该校学生打死的。他的独生儿子朱世光在华东政法学院毕业后在湖南工作，在文革中因“反革命罪”被枪毙。文革后得到“平反昭雪”。

另外，南京外国语学校的红卫兵打死了一个所谓“出身不好”的工人。他的名字还待进一步考查。我们现在还不能了解清楚的这类事情，也还有。

在北京，现在了解到的在校园暴力中死去的教育工作者和学生，除了卞仲耘老师，还有：1966年8月17日，在北京101中学，美术教师陈葆昆被打死。1966年8月19日，在北京外国语学校，语文教师张辅仁和总务处工作人员张福臻被打死，该校还有两个老师自杀，学校负责人变疯。1966年8月22日，在北京第三女子中学，校长沙坪被打死。同日，北京第八中学书记华锦被打死。1966年8月25日，在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校园里，教师靳正宇，支部书记姜培良和一个学生的母亲樊希曼被打死。1966年8月27日，在北京西城区宽街小学，校长郭文玉和教师吕贞先被打死。在北京第六中学校园里的“牛鬼蛇神劳改所”里，校工徐霈田，学生王光华和附近居民何汉成被打死。在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校园里，生物教员喻瑞芬和另一教员的弟弟、中学生田悦被打死。在北京景山中学，工友李锦坡被打死。在北京第四女子中学，一女语文老师被打死（名字还未了解到，只知道名字中有一“娴”字。）在北京第十三中学的“红色刑讯室”里，学生武素鹏被打死。1966年8月27日，在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校内，家住学校附近的工人陈彦荣被和另一姓名尚未查出的老年女人被打死。1966年9月8日，在北京第二十五中学，语文老师陈沅芷被打死。这个学校还有一名工友被打死，姓名已经被忘却。

还有大量的人在被殴打和侮辱后自杀。当校园暴力扩展到校外，北京的和平居民也被大量杀害。根据政府的“内部”统计，1966年夏天，北京有1，772人被红卫兵打死。南京市或者江苏省也应该有这样的统计，但是江渭清的书中没有写出。

由于毛泽东对红卫兵的热情支持，在当时，这些杀戮不但大张旗鼓地进行，而且被当作功绩。在南京师范学院，在1966年8月3日这一天，杀死了两个人。后来他们成立的组织，名字叫做“八三造反师”，简称“八三师”。这个“八三师”成为南京文革中最活跃的“群众组织”之一。而8月3日那天的指挥者成为成为这个组织的头头，后来又成为南京师范学院的新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也成为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之一。“八三师”掌权的时候，在校园里建造了巨大的毛泽东塑像，为了纪念他们的发起日，他们建造的毛泽东塑像的高度是八点三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