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放和記住張放之死的人們           作者︰王友琴

張放，女，北京西城區二龍路中學英文教員，1966年夏天遭到紅衛兵學生毒打，1968年在“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被“審查”。她不堪虐待逃離學校到河南新鄉朋友家中。該校紅衛兵負責人追到新鄉，把她抓獲，要把她帶回北京。在新鄉火車站紅衛兵負責人打她耳光。張放在新鄉寫下遺書自殺。她的尸體被埋在新鄉墳場上，未留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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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聽到張放的名字，是在和已故作家王小波通電話的時候。那是1996年，文革發動三十周年的時候。我當時還沒有讀過什么王小波的作品，打電話原來也是為了找他的妻子而不是為了找他。多年以來，為了記載文革歷史，我和很多文革的經歷者和見証者談話，我注重了解的文革事實，是文革受難者的名字和他們被迫害的遭遇。

不巧，那天王小波的妻子不在家，他接了電話。我簡單說明來意之后，他立即就理解了我在作什么或者我要什么。他說，你調查過二龍路中學嗎？二龍路中學有個老師叫張放，在文革中自殺了。

我說我已經調查了將近100所學校，但是，二龍路中學不在其中，這樣，我記錄下來的100多位受難的教育工作者名單裡，也沒有張放老師的名字。

王小波說，張放是個女老師，是物理老師。1966年夏天，“紅八月”的時候，和鄰近的中學一樣，二龍路中學的紅衛兵打人打得很厲害。學校領導人和一批老師都被抄家並遭到毒打。教導主任的父親母親，據說是“資本家”，被毒打后，上吊自殺了。張放也被打了，被嚴重打傷了。但是她在1966年沒有死，在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她再次被整，她自殺。

我立刻在電腦裡的受難者名單中加上了張放的名字。那裡已經有一個長長的名單。事實上，調查文革歷史是一個繁難並且令人痛苦的工作。在調查中，要弄清楚一個受難者的名字和死亡日期以及死亡經過，往往要經過很多周折，花費大量時間。這不但是因為文革已經過去多年，也是因為許多人為製造的困難。而且，在終于把事情了解清楚之后，因為是發現了一個殘酷的事件或者不幸的個人遭遇，所以，其中絕沒有其他研究工作可能有的發現的快樂，而只是帶來另一份悲哀。

王小波對張放的記憶與敘述也使我對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雖然我從來沒有見到過他。人們對一個人的死亡和不幸遭遇的記憶與敘述，實際上是不相同的。正是因為看到了種種不同的反應，我才對王小波的反應印象深刻。

我曾經向當年曾經是清華大學附中的學生在文革后成為作家的人詢問清華大學附中的文革。清華附中是“紅衛兵”的發源地，也是最早開始校園暴力迫害的地方。在清華附中，在1966年紅衛兵運動在全國興起的所謂“紅八月”裡，有一名教師在紅衛兵舉行的“斗爭會”上被毒打后跳煙囪自殺，有一名所謂“家庭出身不好”的女學生服毒自殺。還有許多其他的殘酷行為發生了。但是這些故事卻沒有被描寫和報告出來。當我問起這位作家他們班裡是否打過所謂“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時，他說︰“打過，打得不重。”我繼續追問，是怎么打的，他說，有兩個女同學被剃了頭發。”

我聽到這話的時候，吃了一驚。初中學生，把同班的兩個女同學剃了頭發，那怎么會是“打得不重”？對一個“作家”來說，這不會是因為選詞不當所至，而是反映了一種對他人痛苦的漠視。非常可惜的是，這種不被覺察的對他人痛苦的漠視，比較王小波對他人痛苦的敏感要普遍得多。當然，當對紅衛兵的贊揚還在公然發表的時候，這種漠視相比之下也就諷刺性地顯得像是錯誤“不重”了。

后來我讀了王小波的雜文。我感覺到他在雜文中所作的社會批評和文化批評，包括對1996年興起的所謂“民族主義”思潮的抵製，是和他對文革的看法，對死難者的記憶與同情，在原則方面貫穿一致的。但是，在我有機會見到他之前，他卻不幸去世了。1997年，王小波的妻子請我給他的雜文集寫一個后記。我寫了。我首先寫到了他告訴我張放老師的死。我感謝他對我的文革研究的支持。我認為他對文革的記憶和對死者的記憶，和他的雜文的成就有相當的聯系。

這篇文章后來並沒有成為書的“后記”，但是被發表在1998年第三期的《方法》雜志上。這個雜志在不久以后就被查禁了。

我想不會有很多人注意到我的這篇文章和其中的關于張放的段落。但是，我總是想，對這樣一個普通的中學女教師的死亡，應該記憶而不應該漠視，這不但關系到文革歷史的真實，更關系到文革記錄者的道德原則。

張放生前教書的二龍路中學，位于北京西城區，在西單附近，距離天安門廣場不過一公裡左右。二龍路中學的旁邊，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以及“高等教育部”。應該特別指出，害死了張放的校園暴行就發生在這樣的文明的核心地區，而不是什么偏僻荒野的地區。這是因為，文革就是從上而下地被發動起來的，校園暴力就是從北京市中心擴展到全國的，在這裡起了決定性作用的是毛澤東的發動和紅衛兵組織的作用。

王小波在文革開始的時候，是二龍路中學初一的學生，他還沒有上過物理課。也許正因為此，他把沒有教過他的張放老師誤記為物理老師了。不過，對一個沒有教過自己的被害老師的記憶，其實更表現出了他的敏感。他的同代學生中，很多人不記得1966年到1968年的校園恐怖和他們被害的師長和同學。

張放不是物理老師，是英語老師。提到1966年8月張放在學校挨打，她當時的同事只能說“太痛苦了”，卻不知道怎么描述。對于和她一起經歷過紅衛兵恐怖的人來說，回憶和描述也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但是我們可以知道當時的暴力程度。和二龍路中學只有一街之隔的，是北京師范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在那裡，在1966年8月5日，副校長卞仲耘被學生當場活活打死。在那裡，還有其他老師被嚴重打傷。

在1968年，開始了文革的第二個迫害高潮，這就是所謂“清理階級隊伍運動”。張放活過了1966年。1968年，她繼續被整。她不能忍受，就逃到了河南省新鄉，她的朋友家中。文革時代的嚴酷“斗爭”，當然是和對個人行動的嚴格控製配合在一起的。幾乎沒有聽說過任何人在當時敢于公開說出，這種把人關入工作單位設置的牢房“審查”的行為是違反憲法違反人道的。在這種情況下，逃離工作單位，當時就被視為最為“嚴重”的反抗行為了。不然，就只有逃離這個世界，自殺。也就在二龍路中學對面的北京師范大學附屬女子中學裡，35歲的化學教師胡秀正，在1968年8月11日，在她被關押在校中“隔離審查”的時候，從學生宿舍的5樓上跳樓自殺了。

二龍路中學當局派了一名人事干部和一名紅衛兵頭頭到新鄉押解張放回京。這個紅衛兵頭頭在1966年就是打張放的學生之一。他是高中一年級的學生。他在新鄉火車站打了張放耳光。張放不能再忍受，她留下了遺書，自殺身亡。她的遺書裡寫到了她在新鄉挨打的事情。文革后，1979年時，這份遺書還保存在新鄉公安局裡。

1979年，給文革中受迫害的人“平反昭雪”。由于家屬要求落實政策，學校派青年教師張效松陪張放女兒唐京京去新鄉尋找張放遺骨。在新鄉淒涼的墳場裡，她們找到了結束文革后唯一一座無主的墳，推斷可能是張放的下葬處后，花50元僱人掘墓開棺。張放身材矮小，當唐京京看到母親35號的塑料鞋時，確認了母親的遺體，悲痛可想而知。張效松親手幫京京把遺骨入殮，火化后拿回北京。由于當時打張放的紅衛兵頭頭在學校任領導職務，張放親屬強烈抗議，難以開追悼會，西城區教育局調走了他，調到別的中學。

1979年時張放的女兒唐京京是大北窯一帶一工廠的工人，她弟弟參軍了，她父親再婚了。現在不知道他們在哪兒。

但是，知道張放的王小波，見証了張放的苦難的她的同事們，還記得張放︰一個被文革害死的人，一個穿35號鞋子的小個子的女人，一個母親，一個普通的中學教師，曾經在有三千年歷史的北京城的中心的一個中學裡教書。

在我們能責備文革的發動者和領導者之前，我們確實不必多加責備那些忘記了學校裡的死亡和殘暴的人，但是，我們至少應該贊揚那些牢記了自己身邊發生的不幸和苦難的人，那些記住了張放和別的文革受難者的人們。我向他們再次表示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