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八楼

 谨将此文献给“文革”四十周年纪念------萧蔚

    那年回北京，我顺路探访了东八楼，那是爸爸机关家属宿舍大院中的一栋楼，是二十世纪六十、七十年代，我儿时居住的地方。那时，楼里住着十二户人家，凑巧聚集了一群“牛鬼蛇神”，这些人可怜的人们，共同上演了一出时代的悲剧。

    我们家和当年北洋政府大总统徐世昌之姪同住一个单元。徐家夫妇一个忠厚老实，一个大大咧咧，因为我们两家都是天津人，孩子们的年龄又相仿，因此关系比较亲近。我哥哥经常和徐家的儿子下围棋，我则和徐家的女儿一起玩娃娃家，一个当爸爸，一个当妈妈。那时，徐家夫妇刚从美国回来参加建设，带有十足的洋气，就连他们家的玩具都是从国外寄来的洋玩艺儿，电烤箱、电炉子等实物都是许多年之后，我来澳洲时才真正见到和使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的“困难时期”，我们两家一起在院子里开出一小片菜地，徐太太踩着双红色高跟鞋，昂首挺胸地到马路上拾马粪、浇菜园，十分招眼，出尽洋相。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徐家成为东八楼里第一个被“破四旧”，抄家的对象。红卫兵揪着徐家夫妇在东八楼前，各自站在一个小板凳上，审问开始：

    坦白交代，徐世昌和袁世凯是什么关系？！

    ——是结盟兄弟。

    说，你知道不知道，袁世凯是个什么东西？！

    ——是个倒行逆施，妄想恢复帝制，做皇帝的坏东西。

    那么徐世昌为什么还和这种人结拜兄弟？！

    ——我不知道。那时候我还小，再说他们结拜的时候，袁世凯还没有称帝。

    楼前站满了看热闹的人，听到这里，大家都笑了起来。

    徐家被抄了家，连电烤箱、电炉子、洋娃娃等玩具都给抄走，更不要说徐太太的那双红色高跟鞋。

    抄家之后，大院里的孩子开始欺负徐家的儿子，按谐音，给他起了外号叫“希特勒”。他一出门，孩子们就跟在后面叫道：“ 希特勒，屁眼多”。他从来没有受到过这样的辱骂，回到家里哇哇大哭。一天，徐家的儿子放学上楼回家，后边尾随着几个孩子嘻笑叫骂，正逢我哥哥下楼，见状，把欺负他的那几个孩子一脚踹到楼下，没想到，此举为我家种下祸根。

    我们东八楼里真是“藏龙卧虎”，慈禧太后的重臣的一个嫡孙也住在这里。由于国人早已盖棺定论：“卖国者秦桧，误国者XXX”，这家在文化大革命前就已家徒四壁，声名狼藉。红卫兵来抄家时进门看看，见没有值得查抄的东西，甩下几句革命口号走人。大概是因为家族的败落和这位满清大臣嫡孙本人的无能，他所娶的老婆是一个其丑无比，庸俗不堪的市井妇人，大家叫她“胖葫芦”。这个女人好串门，生性好东家长，西家短，两头传闲话，楼里和院里的是非不够她搬弄的，难免遭人之恨。虽然这一家人躲过了红卫兵，可却没有躲过楼里十多个孩子。在那个混乱，无政府主义状态的年月里，孩子们和他们家玩过不少的恶作剧：白天，拿个小镜子在太阳下对着李家的窗户晃；半夜三更，敲开李家门，再一溜烟逃跑；要不，就点着炮仗扔到大门里…… 

    孩子们自然也把李家的独子当作“小卖国贼”来对待，模仿照片上的样子，在他嘴周贴上一把白棉花当胡子，又用黑纸糊了一顶清朝官帽，再套上一件黑布大氅，大家玩“斗争卖国贼”。这个“小卖国贼”只有六、七岁，还不大懂事，看着孩子们哈哈大笑，也跟着傻笑，还不断地做怪样逗大家，他晃着大脑袋，拉着眼皮，嘴里念念有词：“准大清国再赔洋人四亿五千万两银子——”。胖葫芦拉长耳朵听着，又气又急，脸憋得像个紫茄子，从屋里跑出来，一边骂着“你这个小兔崽子，还不快给我滚回家！”一边揪着儿子的衣领往回拉，从此，胖葫芦再也不让他出来给大家当笑料。

    文革初期有一年学校停课不上学，楼里的孩子们整天聚在一起玩。夏天，爬大树，摘桑叶养蚕宝宝；冬天，在院子里打雪仗；要不就藏猫猫，或在院子里跳跳绳……唯有刘右派家的两个孩子不能加入大家的行列。

    刘右派原来是设计院的工程师，只因为发表了几句保护北京旧城墙的言论，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发落当杂工。据说，他老婆刘疯子原来有一个非常体面的家庭，父亲曾是北京辅仁大学的教授，她自己原来是美国人办的八年制协和医科大学毕业的内科医生，她理当是一位高尚人家的太太，然而这残酷的“从天而降”的事实使她无法接受，于是患上精神分裂症。刘疯子总是把头夹在两个肩膀之间，从不抬头看人，她上下楼时，一阵轻飘飘，不愿引人注意到她的存在。刘疯子在东八楼孩子们的心目之中如同阴间的鬼神，哪个孩子淘气不听话，大人们最后一招就是说“别闹了，要不然刘疯子该来了！”吓得孩子夜晚做恶梦，乱叫嚷。

    刘疯子怀孕时正赶上“反右”和患精神病，楼里人传说这种病可以遗传后代，因此当她女儿刚呱呱落地时，大家就自然地在背地里唤她“小疯子”。刘疯子的儿子长得极像爸爸刘右派，再加上那个年代，人们认为人的劣质秉性也可以遗传，于是他被称为“小右派”。

    每当“小疯子”和“小右派”怯生生地过来要求加入我们玩耍的行列时，大家便像是躲避瘟疫一样，叫着“不加，加减，不乘除”（不多加人，也不减人之意），一哄而散，换个地方再接着玩。于是，他们俩只好趴在窗户上，幽灵一样，露个小脑袋看着我们玩。刘疯子家里肯定没有玩具，这两个孩子的童年就是这样，是在看着别的孩子玩耍中度过的。

    三楼住着末代皇帝溥仪老师的嫡孙女，按说，她也是旧社会留下来的遗少，然而，她的运气极佳，总是祸从身边过，从不进家门。究其原因，有三：一是这位溥仪老师的嫡孙女是个一心扑在学校里的小学教师，为市教育系统优秀人物，红卫兵没敢动她；原因之二，是这家有三个虎头虎脑的大儿子，为楼里和大院小孩们的指挥和统帅人物，当然，谁也不会欺负这家人；原因之三，是他们有一个不但全权代理家政，而且管理楼里杂事的保姆。这可是位人前一套，人后一套，当人说人话，当鬼说鬼话的人物，楼里人对她是既恨又怕。通常大家称呼保姆为“阿姨”，可唯独尊称她为“王大妈”。

    王大妈比胖葫芦精明之处是会使阴招。比如，分配楼里人清扫院子时，她总是派给刘疯子家和徐家最难扫的地方，明明是欺负人，可她却装作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对他们说：据群众反映，这地方是你们家孩子经常玩耍弄脏的，所以就请你们几位多多代劳吧！然后再呵，呵，呵地干笑几声。不过，那年月，除她以外，刘疯子家和徐家还真看不到别人的笑脸。诸如此类，王大妈说话办事精明得让你说不出，道不出，找不到什么毛病，干受一口窝囊气。

    一九六八年，更加恐怖的年月到来，文化大革命进入“清理阶级队伍”阶段，如同连锁效应，大院里不断发生服安眠药、熏煤气、上吊、跳楼等自杀事件。

    一天，大院里的积极分子提审楼里一个寄居在外甥家的孤老头，说他是反动教徒，证据是一件教袍。这个老头的确入过什么教，当他看到大院里有很多人受到审查，便偷偷地将自己的“赃物”——教袍，撕成一条一条，扔到垃圾箱里。没想到这事被王大妈发现，她将教袍又一条一条地捡回来，重新缝制好，交到大院居委员会手里。王大妈立了功，可是那老头却丢了性命——他抵挡不住逼供，也无法澄清事实，又不愿意死在外甥家里，只好跳楼自杀。

    那天清晨，楼里人听到孤老头喊了声“我罪该万死！”然后就是重重的落地声。那个年月，大家说你入过什么教就是“反动分子”，连你自己都觉得确实是有罪，没脸再活下去。这样的自杀称作“畏罪自杀”，家里人不敢收尸。鲜血四溅的孤老头只是招来众多的苍蝇瞻仰遗容和向遗体告别，尸体在楼前摆到下午才被火葬场拉走焚烧。

    孤老头是从三楼的女儿墙上跳下的，楼里的孩子们也跑到三楼的平台上体验自杀前的心态。夕阳斜下时，女儿墙上小孩子们的身影在院子当中晃动，楼里的大人透过窗户，看得清清楚楚。谁不明白，哪个孩子稍有失足，就会同那孤老头一样，摔个粉身碎骨！各家的大人从楼里跑出来，喊着自己孩子的名字。我姥姥更是急得团团转，那天我遭到了姥姥前所未有的严厉训斥。

终于,“清理阶级队伍”也清到我爸爸头上，机关来人抄了我家。

    我爸爸是被他的同学揭发检举出来的。在读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假期他曾经在国民党机关里帮忙抄写文件，打工挣饭钱，于是，他被当作“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渣余孽”揪了出来。

    那天我放学回家的时候正赶上抄家，看到东八楼前站满看热闹的人，以为是别人家出事，同往常一样，也挤在人群里踮着脚尖看热闹。奇怪的是大家都扭过头来异样地看着我，可谁也不说一句话。过了一会，刘疯子悄悄走过来，好心地对我说：先别回家了，他们正在抄你们家呢！真的，我看到爸爸机关里的人整箱整箱地把我家的东西往外搬，最后由两个工人带走了我爸爸。

    回到家里，一片狼籍，连我睡觉的小床都给翻个底朝天，我哇地一声哭起来，屋里空荡荡，居然还响起回音。后来听妈妈说，他们花很多时间寻找和国民党有关的证据，实在找不到，就拿走了家中的细软、爸爸妈妈的书籍和日记本。

    如同是一种默契，第二天早晨我出家门去上学，见到楼里的小朋友，大家像陌生人一样，没有人愿意理睬我。那些经常到我家来向爸爸请教技术问题的叔叔阿姨也是怪模怪样，他们缩着脖子，扭着身子，将视线越过肩膀头，咧一下嘴，勉强地和我点一下头。真的，风水轮流转——这回该我家倒霉了！以前，我从来都不和小疯子、小右派讲话，徐家被抄以后，我也不再愿意和徐家的女儿玩娃娃家，他们家搬走前，我竟连声“再见”都没有和她说一句，有谁愿意和坏人、坏孩子同流合污呢？！可是，就是在一夜之间，我居然也变成一个“小反动派”！

     学校里的同学大多也是机关大院里的孩子，他们都知道我家被抄，谁都不愿意和我讲话，同桌的女孩，把课桌拉得好远，说是要和我“划清界限”。放学回家的路上，我身后边尾随着那几个曾经被我哥哥从楼上踢到楼下的孩子，报复的时机到了，他们叫着“打倒小国民党反动派”。

    我哭着向姥姥诉说这一切，姥姥搂着我疼爱地说：“骡子大马大值钱，人大了不值钱！别怕那些孩子，谁都不知道谁会有倒霉的那一天。”

    爸爸托付机关里的同事带来便条，说是要接受“隔离审查”，很长时间不能回家。机关停发爸爸的工资，存款也被抄走，全家只靠妈妈一个人的收入维持生活，姥姥不得不用白面、大米等细粮换回价钱便宜的玉米面等粗粮。看着家里生活拮据，我拿出自己过去积攒下来的，侥幸没有被抄走的十几元崭新的纸币，交给姥姥买菜用。姥姥的眼圈红了，说我一下变成一个懂事的大姑娘。

    冬天来了，桑树的叶子被西北风吹光了，再也没有小孩有心思去养蚕宝宝。大院里堆满的积雪开始溶化，再也没有人打雪仗和堆雪人。大孩子都到农村插队去，树倒狐孙散，东八楼昔日热闹的景象不复存在，剩下的小孩子谁都不知道哪一天，哪一户又要变成大坏蛋。我默默地呆在家里，听着收音机和姥姥讲故事，拉着心爱的手风琴，孤独地度过了剩余的童年……

      时移俗易，时变境迁，大家终于熬过那些可怕的日子。东八楼的孩子们长大以后都很有出息，刘疯子的女儿现在是教授级内科医生，儿子在设计院任高级工程师；徐家儿女移居美国，一个搞科研，一个开中医门诊；“小卖国贼”念的是政治经济学，当然，现在他走的是治国，而不是祖爷爷的卖国之路。我来到澳大利亚定居，小时候的经历，使我对他人的权势和地位漠然置之，我学会忧人之忧，人亦忧其忧的处世哲学。我哥哥成为一名有实力和资本的企业家，聊起当年把院子里小孩从楼上踹到楼下的事时他说：真的不知道，我当时哪来那么大力气和胆量？给人家孩子踢伤残了怎么办？！

      人去楼还在，如今，老住户全部搬走，粉刷一新的东八楼给我一种“此东八楼不是彼东八楼”的感觉，我记忆中的“东八楼”早已经成为这出悲剧中的一个标志，成为我所经历的那个特殊年代的缩写符号。

    我吟咏著古人崔颢的诗句：“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告别东八楼，但愿这段记忆中的故事随历史而去，成为千古绝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