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叔走了四十年                           田沈生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中国大陆曾经爆发了一场令整个世界为之震惊的运动，即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那场人为挑起的动乱如同烈火，来势凶猛，不仅焚毁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遗产，就连人类公认的准则、文明、道德、人性也统统被摧毁，被扭曲，难以统计有多少家庭支离破碎，多少生命被无端残害。四十年过去了，这场运动如同恶梦一般，经历过它的人，心中无不留下永久的颤慄与伤痕，至今难以磨灭。

    提到文革，我就会想起含冤辞世的叔叔。至今，他走了整整四十年。

    叔叔一九二八年出生在陕西省临潼县雨金镇，在家里三兄弟中他最小，排行老三。爷爷是当地的镇长，出名的老好人。抗战期间，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凡是路过镇上的抗日队伍和人员他都会鼎力相助。爷爷亲口对我讲过，当年李先念（前国家主席）去延安骑的马就是爷爷从家里牵出来，亲手交给他的。一九四四年，国民政府、蒋委员长发出 ‘十万青年十万兵’ 的号召，爷爷深明大义，把正在读书，年仅十六岁的叔叔送上抗日的战场。

    也是命运捉弄人，血气方刚的叔叔随青年军开赴云南，还没有和日本军打过照面，战争结束了。日本投降后，国共和谈破裂，剑抜驽张。一九四六年，叔叔所在的部队被空运到东北，内战开始了，那年他才十八岁。后来，叔叔对我父亲讲，那时不懂什么政冶，也不知道为什么日本鬼子完蛋了，中国人自己还要打仗，只知道做为军人就是服从命令。可那场战争的残酷令他今世难忘，眼前总浮现出漫山遍野，死人成堆，千村万户，一片废墟的惨景。叔叔几次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满身血迹，踉踉跄跄地去寻找打散的部队。最后，他们的军队被围困在长春城里几个月，正值冬季，饥寒交迫，死人无数。守城的郑洞国将军迫于无奈，宣布起义，部队随之被改编，少尉军衔的叔叔被分配到抚顺煤矿当了一名矿警。

    一九五零年倝战爆发，叔叔满腔热血，又一次响应政府的号召，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雄纠纠，气昂昂地开赴朝鲜战场。在空前惨烈的上甘岭战役中，叔叔做战英勇，九死一生，荣立个人三等功，受到上级嘉奖。一九五三年，被部队领导特别保送回国，到北京坦克兵学校学习深造。记得我父母还带我专程去京郊长辛店部队驻地看望叔叔，那时的叔叔一身戎装，英姿飒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那次是我懂事以来第一次见到叔叔。

    谁知，才一年多，叔叔被突然通知提前退役，据说还是为了照顾他，才没有回农村老家，分配在西安市电车公司当了一名机修工。离京前，叔叔私下里对我父亲讲出真实原因，主要是国民党军队那段历史和富农成份的家庭出身，使他失去了被培养晋升的机会。好在叔叔这个人向来随遇而安，並无过份计较，本本分分地干起了机修。由于叔叔工作兢兢业业，不时受到领导表扬，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随着时间的推移，叔叔成了家，嬸嬸是一位小学教师，堂弟在一九五八年出世，顺应时代潮流，取名跃进。那时叔叔给我父亲来信讲，这辈子一家人平平安全，日子过得去，也就心滿意足了。

    谁能料道，那场突如其来的文化革命，倾刻间破碎了多少人的小康之梦，更给多少家庭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

    一九六六年八月，我做为一名涉世未深的中学生，在京城一片‘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的喊杀声中，蹬上了‘革命串联’的征途。一路经过包头、兰州到达西安。沿途五花八门的‘革命暴力’己经使我领略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这句毛泽东的名言。尤其是在开往兰州的列车上，亲眼目睹的那一幕惨剧，至今心悸不已。我清楚地记得在火车上，身着军装，挥舞皮带的红卫兵，一帮一伙，挨个车厢，逐人质问：是什么出身。遇到出身非红五类（工、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以及被押解回乡的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的旅客，轻则骂一声、抽一皮带；重则拉出来暴打，剃阴阳头，挂上牌子，游车厢示众。说来也巧，我刚从位于车厢尾部的卫生间出来，迎面看到几个凶神恶煞的红卫兵押着一位血流面满，衣衫撕烂的中年男人，那人也就三四十岁，胸前吊挂的纸牌用黑笔写着‘逃亡地主’四个扭曲的大字。他低着头，一边走，一边不时地浑身猛烈地哆嗦着。原来，后面有几条带铜头的宽皮带，在叫骂声中不停地抽打在他头上，身上。那时，列车正在咣当咣当地穿越黄河大铁桥，只见那人在走过两节车厢的连结处时，抬起头，回首张望了一下，正与我的目光相对，我至今清晰地记得，在他的眼神里充满了绝望。冷不防，他纵身跳了下去。当时，这帮惊呆了的红卫兵先是一楞，接着奋臂向桥下高呼：地主分子不投降，就让他灭亡。难以想象，一条生命就这样在眼前消逝了，而这群才十几岁的孩子，在他们的心目中竟没有一丝怜悯，只是充满仇恨。这就是那个时代造就出来的‘革命’青年，他们以疯狂的行为推波助澜，使这股迫害风潮迅速向全国漫延。

    八月的西安，正是‘红色恐怖万岁’的高潮时期，当地的红卫兵组织《红色恐怖战斗队》借革命造反的名义，在城里城外大肆打、砸、抢、抄、抓，千年古都被毁容，无辜百姓被打死打伤，不计其数。最骇人听闻的是，街头墙壁上竟出现用人的鲜血涮出大标语：红色恐怖万岁！除了穷凶极恶的暴徒，路人见此无不胆战心惊。尤其是那些家庭出身不好或本人有这样那样‘历史问题’的人，随时随地，有可能祸从天降。

    那时街上，一片啸刹，除了四处横行的红卫兵和他们组织的带高音喇叭的车队在喧嚣，很少有路人行走。我不知深浅，一路摸摸撞撞来到电车公司。一进厂门，就觉得气氛不对，没有丝毫生产的迹象，到处是白花花的大字报和一些行色匆匆、左臂带红色袖章的人们。我小心翼翼地向一位看来面目和善的门房老大爷打听叔叔，他上下打量我半天，听出我是外地口音，这才低声告诉我，运动开始，叔叔做为‘历史反革命’被批斗了几次，还好没有赶上打人风潮，就被遗送回临潼老家了。说罢，老人还好心地嘱咐我赶快走，别再多打听了。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悄悄地离去。

    那年底，老家传来了叔叔的噩耗，他悬梁自尽了。很久以后，堂弟来北京，才道出了叔叔去世的真相。原来，叔叔在电车公司工作勤力，又肯助人，上下人缘都不错，运动开始只是被批斗，确实没有挨打。怎知回到家乡却遭了大罪。按说叔叔少小离家，与乡亲们无从结怨，可倒霉就倒在他身在西安。那时在农村，许多贫下中农子弟虽说在解放后翻身做了‘主人’，可还是面朝黄土背朝天，一年到头过着时饥时饱的贫困生活。在他们眼里，叔叔出身富农，又是‘国民党残渣余孽’却能在大城市里‘享受’，这本身就是大逆不道。这回赶上文革，叔叔被遣送回来，这帮眼红已久的农村造反派可算有了泄愤的机会。打回乡的那天起，叔叔就开始遭拳打脚踢，门牙被打掉了三颗，大会小会批斗，各种酷刑折磨，非要他承认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是个死心塌地的国民党反动分子。叔叔脾气耿直，认死理，在暴打之后仍不改口，咬定自己加入国民党军队是为了抗日，参加志愿军是保卫新中国，而且还有军功在身。他还特别强调自已是从中国人民解放军退役，是革命军人，绝没有任何反动言行。叔叔的强硬激怒了这伙丧失人性的暴徒。接下来几个月，他们无数次地把几十斤重的磨盘用麻绳吊在叔叔的脖子上，令他低头，叔叔每次都是咬紧牙关，坚挺着。终于有一天，被折磨得骨瘦如柴的叔叔再也支撑不住，倒了下来，麻绳被沉重的磨盘拖紧，勒死了叔叔。这帮禽兽见人断了气，慌忙把磨盘摘下，将麻绳一端挂到房梁上，对外谎称叔叔是畏罪自杀了。

    文革以后，虽说叔叔也象那年代无数被迫害至死的人一样，被草草地平反，可又有什么用呢？人是不可以死而复生的。而那个时代的凶手却很少有人受到法律的制裁。四十年过去了，那个时代逐渐被人们所淡忘。偶而听到有人轻描淡写地扯上一句，那是个扭曲的时代嘛！似乎这样就可以无须有人对那个时代的种种暴行负责，可以不必再追诉造成这场旷世浩劫的起因和它的元凶了。然而，对丧失亲人的千千万万个家庭来说，这才是一种永远的伤痛。

    至今，我还记得堂弟含着眼泪，悲愤地说，叔叔临终前几天，总是睁大眼晴，望着星空，喃喃自语：天哪！就算是我给国民党干了四年，可也是出生入死、勤勤恳恳地给共产党干了十八年呀！到这会儿，怎么就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句公道话呢？！

    叔叔去世那年，他才三十八岁。

                                                        （ 2006年5月1日于悉尼）